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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故宫


  在信息技术的不断渗透下,文博行业发生了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展览,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改变,而博物馆的文物也焕发了新的生命。

  本报记者 尹一捷

  “只有皮,没有瓤。”中国台湾的文化界狂人李敖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故宫。紫禁城的百年云烟是戏文里的宫闱之战,还是宫墙柳,抑或是国宝展,华丽而喧嚣的影像片断烙在每个人的心里,却难以连成一幅完整的历史长卷。

  故宫之大,故宫之深。要了解,很难。

  就连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的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胡锤也感慨道:“在故宫呆得越久,就越觉到故宫像一本书,越看越厚,怎么也看不完。”

  不仅是故宫,常年来,中国的博物馆往往给人一副高高在上的说教面孔。只可远观,不可亵玩。馆藏的稀世珍宝,永远是在玻璃展台中,我们要了解只能依靠导游的讲解,和“文物的身份证”——手抄卡。

  而如今,再到故宫博物院,你可以先到其网站上,确定游览路线,了解展览活动,观看文物图片;进入故宫,能通过导览触摸屏;观看展览,能从三重荧幕上一饱眼福。

  近20年来,文博行业在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演进下,发生了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展览,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改变,缓慢地从神坛走下,面向为公众服务,有皮且有瓤。

  清点文物磨性子

  翻开发黄的纸面,墨迹斑斑,隐约看到“景泰蓝小瓶”几个字,歪歪扭扭,再往下,有划过改写的痕迹。这就是在手抄年代,博物馆藏品管理的卡片。

  在过去,这些卡片是博物馆宝贵的资源,它们是藏品的身份证,是研究、展览的寻找线索。博物馆的功能有三:收藏、保存、展示。藏品是博物馆的血液,藏品管理则是博物馆开展业务活动的基石。如何开展这项工作,在信息化还未广泛应用的年代,这一切只能用人工解决。

  “十几年前,全国博物馆基本上都是手工管理,建立纸质的文物账,并制作相应的文物卡片,放在库房里,需要研究,陈列时再一轮一轮地查找。”胡锤感慨。

  截至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收藏了近150万件文物,手抄的账本达到100多本,已在册文物账目120多万条,由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保管的文物总账 涉及到文物编号、文物名称、来源等基本信息。如此海量的信息,只能由各个专业部处及各个业务科组负责制作文物卡片,记录内容包含时代、作者、尺寸以及收藏方位等更为详尽的信息。

  若要查找文物,犹如海底捞针。一沓一沓的卡片与账本搁置在房间的柜子中,打开柜门,要从何下手,苦了工作人员。当然,文物管理部门绞尽脑汁想办法。譬如按照文物号、年代、收藏方位等内容分别排序,各建一套卡片。

  “账目的人工记录以及反复誊抄造成的人为失误不计其数,总账上的记录往往与文物卡片上的数据不对应。一旦卡片用完没有插回至原位,下次找起来更加费力。”在胡锤的记忆中,库房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加入到抄写大军中,分配来的大学生,往往都从抄卡片开始,叫做磨性子。

  家底终于盘点清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博物馆揭开了技术进化的序幕。藏品管理的信息化首当其冲。在这个时期,上海博物馆首闯藏品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领域,推开信息技术应用的大门。之后,中国博物馆更是进入信息化建设的快车道,有条件的博物馆相继开始了各自的信息化建设。

  “文物管理系统建设过程是博物馆核心工作从手工管理到信息管理的一个变化过程。” 故宫博物院的信息化建设,始于藏品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而藏品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经验也推动了故宫博物院各个相关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1992年,计算机应用的热潮正席卷华夏大地,故宫摄影室也开始琢磨应用计算机技术来管理多年积存下来的影像资料,以此提升文物影像资料的检索工作能力。

  由此,在中科院软件研究所的帮助下,基于386计算机的单机版文物影像目录管理系统应运而生。这个现在看起来很简陋的单机管理系统,却是故宫信息化建设迈出的第一步,并在当时,改变了文物摄影工作大量重复拍摄、高成本低效率的作业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

  1998年,故宫博物院在原摄影室的基础上组建了资料信息中心,中心成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开始文物管理系统的建设工作,第一步即是将纸质的文物账全部数字化。据胡锤介绍,采用中科院软件所项目小组特别开发的双机录入自动查异比对的数据采集系统,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将所有账务数据导入了新建的文物管理系统。

  对于保管着价值连城的精美国宝的博物馆而言,文物清理与盘查的工作始终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故宫博物院自建国以来,先后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文物清点工作,前两次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缺少数字工作平台的支持,工作效率很低,始终没有做到善始善终。因此,通过文物信息系统开展的文物盘查工作可以说是故宫文物第一次真正做到了精确的清理。

  “在解决了账务问题的基础上,第二步是利用信息技术流程控制的特点来规范原来通过手工实现的文物流通程序,杜绝差错。”胡锤表示。

  2005年,故宫博物院完成了基于流程控制和开放链接技术的信息化管理工作平台。通过不断地梳理,将已经建成的文物数据库又重新规划,进行全面升级。各项文物管理数据根据不同应用分开建库,分别建立支持文物管理工作中不同应用领域的应用控制子系统,彻底实现了文物管理、文物应用的信息化。

  文物活起来

  藏品管理从手工过渡到信息技术的应用,故宫博物院花费了10年的光景。而整个文博行业则走过了近20年。从本世纪开始,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开始向博物馆的各个基础业务部门渗透,从以藏品信息管理为内核的圆心开始,向行政管理、文化展示、数据资源利用以及科研、出版、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渗透,成为博物馆整体管理水平提升的助推器。

  “藏品管理系统的信息化是博物馆信息化工作全面铺开的前提。”南京博物院张小朋曾这样告诉记者,在核心数据库建立之上,根据博物馆的各项实际业务工作,逐渐搭建起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形成一张信息网。博物馆的所有工作就全部纳入到信息化管理的轨道上来了。

  如今,要看文物展前,公众能先到网上转一圈,浏览到藏品信息与藏品影像。首都博物馆的网站率先打破旧习,将网站划分为“体验、鉴赏、研究、服务”四大板块,公众只需点击两次,就能查到想要的信息。

  这种门户式的网站设计使首博网站成为了“最不像博物馆的网站”,却得到了公众的欢迎,向着“身边的博物馆”的理念越靠越近。

  发生改变的不只是参观形式,如今进入博物馆工作的新人都已经具备大本或研究生的学历,一进博物院就能够学以致用,进入文物研究和展陈的工作之中,而不必如当年那样一进单位先抄几年卡片。文物选展子系统也已经开通,对文物的选用更加便捷。

  “若要举办清代文物的绘画展,在文物系统下能将琴棋书画等各门各类的文物全部查找详尽,并且系统可实时调出相应的影像,拓宽了编写展陈大纲的视野。”胡锤告诉记者,“我们正在建设的基于影像的文物研究系统,更可以将高清晰的文物影像与相关的文物研究资料结合起来,更加方便文物工作者的研究工作。由信息系统带来的这些变化,使文物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草根”计算机博物馆

  澳大利亚人Max Brunet从一家数字设备公司退休后,利用10年的时间收集他感兴趣的电脑设备,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性质计算机博物馆。

  这家博物馆实际上就是他的家,从地下室到两层高的小楼摆满了各个时期的计算机产品,这些巨大数量的藏品涵盖了整个计算机发展史。其中,包括1920年的Julius Totalisator机型。第一台UNIX电脑PDP-7,经典的DEC PDP-9,原装IBM PC机,苹果公司的Lisa,MITs的Altair 8800机型,无数种打孔卡,以及超过6000部计算机相关图书。

  信息中心曾被边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的博物馆就揭开了技术进化的序幕。上海博物馆开展了藏品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和应用,基于Basic程序,利用串口对录像机控制,进行图像存储和检索,南京博物院在该时期也开始了藏品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博物馆开始了工程技术的进化,网络技术的应用是该时期的代表。博物馆建立起局域网,通过局域网与广域网、互联网连接。同时,楼宇自控、安防系统、通信与网络系统、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等纷纷应用到博物馆之中。此外,针对面向博物馆公众服务和展览的多媒体技术也开始广泛应用。

  至此,文博业步入了广泛的信息化建设阶段,主要集中于京沪一条线上,如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该时期的博物馆信息中心更像技术维护部,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信息中心起到的作用是对将要建成的博物馆的内部信息化应用进行设计和构建,当这个建设过程完成后,信息中心在博物馆的地位就慢慢地边缘化了,逐步成为了计算机的维护中心。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博物馆进入了形式与内容建设并重的时期,技术应用在多个方面展开,如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自控技术等等,一大批新颖的高科技技术争先恐后进入博物馆建设中,包括了对内容的建设、对建筑物本身控制的建设、对公众服务和展示系统的建设。而信息中心的业务开始向博物馆各个基础业务部门渗透,由此信息中心开始转变为博物馆内部的基础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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